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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受西方需求放缓、持续的工业产能过剩以及规避美国关税等因素推动，中国与新兴市场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已成为全球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然而，资本经济学（Capital Economics）首席新兴市场经济学家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政治和贸易压力不断加剧，这种繁荣——尤其是对亚洲、拉美和中东国家的出口——正日益面临风险。

“一段时间以来，新兴市场在推动中国出口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杰克逊指出，“但在2025年上半年，其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他估计，2019年至2024年间，新兴市场（EMs）约占中国出口增长的70%，而在2025年上半年1000亿美元的同比增长中，新兴市场贡献了近90%。

与此同时，中国从新兴市场的进口有所下降（主要因大宗商品价格走软），这扩大了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据我们估算，2025年第二季度，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与发达市场的贸易顺差，”杰克逊表示。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也在押注“全球南方世纪”。对乌克兰开战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切断贸易联系的结果显而易见。普京认为，他可以用全球南方蓬勃发展的新市场伙伴取代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欧盟贸易——目前来看，他的这一赌注似乎正在奏效：2022年底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双重石油制裁后，俄罗斯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将其全部石油出口转向了亚洲。

中国与新兴市场贸易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过第三国转口货物以规避美国关税的情况。中国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传统转口枢纽的出口激增，这表明（中国）对间接进入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不断上升。“对一些传统的美国转口通道国家的出口……增长尤为迅猛，”杰克逊观察到。

然而，这一趋势并非仅限于规避关税。出口增长的地理范围广泛，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约75%的新兴市场的出口均有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和拉美国家（这些并非典型的转口枢纽）已成为重要的增长市场。这表明中国生产商正积极在新兴经济体寻求新的终端用户需求。

涉及的行业既包括高附加值领域，也包括低附加值领域。“例如，巴西和墨西哥如今已跻身中国汽车出口的最大市场之列，”杰克逊说。而在另一端，纺织品和基础制成品的出口也有所增加，这对许多新兴市场追求的传统发展模式——通过本土工业化实现价值链升级——构成了挑战。

杰克逊称，中国的出口扩张在结构上受到其国内增长模式的驱动，这种模式“以高投资、低消费为基础”。这导致中国出现持续的工业产能过剩，需要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

但这一策略正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力。“中国出口商可能会在（至少部分）新兴市场面临更多壁垒，”杰克逊警告道。特朗普政府重新聚焦于遏制转口贸易，这预计将在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谈判中成为重点议题。

此外，各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也在加剧。“各国回应的可能性和方式各不相同，”杰克逊表示，“印度显然是可能设置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土产业的国家之一，而新兴市场的大宗商品生产国则更可能选择不采取回应措施。”

尽管中国的出口引擎在发展中国家找到了暂时的动力，但其长期可持续性可能取决于新兴经济体愿意（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受这种失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