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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印度正式以约1.46亿人口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人口国。

仅仅站稳“榜首”不久，阿三的却突然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生育率跌破2.1，随后更是降至1.9，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已无法维持。

当年印度以计划生育政策率先启动控制人口。

可如今城市女性因教育觉醒与高昂育儿成本推迟或放弃生育。

若这股趋势持续，不仅无法享受人口红利，反而可能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局。

印度的生育率下滑，并非突然事件。

作为曾被誉为“人口红利顶峰”的国家，如今却面临生育动力快速熄灭的现实。

UNFPA 在 2025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明确指出，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1.9，远低于维持更替的 2.1 水平。

这一趋势来源于多重交织的政策、社会结构、女性意愿与经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当其冲的就是历史包袱。

印度自 1952 年即启动全国计划生育，是全球首个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此类政策的国家。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还曾采取强制绝育等激进控制手段，造成大量社会冲突与政治反弹。

80 年代起政策调整为奖励制度，如住房优先配给、避孕补贴等措施。

结合教育普及与性别意识提升，逐渐使生育率从 6.1 降至如今的 1.9 左右。

强制降生的年代虽过去，但个体女性与家庭的选择权意识却在根本层面发生质变。

不再因传统“多子多福”观念而迫生，而是出于对自身未来的理性判断而选择少生甚至不生。

在印度，尤其是城市中产与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群体，这种意愿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尤为突出。

很多女性选择先追求事业，再婚晚育，甚至主动选择不生。

这与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过去六十多年间，女性未受教育率从约 90% 降至约 20%，教育对生育率下降贡献率高达 47%。

教育不仅改变了女性认知，也增强了她们对自身身体与人生选择的掌控能力，从而在更深层次影响生育意愿。

而另一方面，就是育儿成本的激增。

如今，当地中产家庭抚养一名儿童，至成年花费高达年收入的 1.5 倍，而热门学区房价格甚至达到年收入的 15 倍。

高昂的住房成本、教育负担及育儿支出，令家庭宁愿只要维持生活质量，也不愿承担孩子带来的长时间资源消耗。

这种“宁少生也不累”的理性选择，广泛存在于城市家庭中。

更要命的是，现金补贴与奖励制度虽存在，却往往无法触及育儿成本的核心。

UNFPA 提醒，有效生育支持需占 GDP 的 2%，其中现金支持占 1% 才有可能真正缓解家庭负担。

当初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就未将这种结构支撑到位。

韩国从 2006 年起推进四轮“低生育基本计划”，投入数十万亿韩元，但生育率却降至 0.72。

俄罗斯虽推出“母亲资本”政策并初获成效，但未形成持续吸引力，促生政策的长期影响较弱。

这些实例证明，孤立的经济激励无法撼动由社会、文化与制度共同塑造的生育环境。

印度自身的潜在重担尤为突出。

曾经长期依赖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现在却面临产业转型尚未完成的窘境。

制造业不能充分吸纳农业劳动力，而青年失业率令人担忧。

尤其是 20?24 岁群体，失业率高达 42%。

年轻人虽多，但劳动力未有效转化为产能红利，反而可能成拖累。

女性虽然教育水平提高，但女性劳动参与率仅约 24%，劳动技能与就业机会的严重脱节意味着增长红利难以持续。

若生育率继续低迷，产业还没完成升级，印度将可能在未来经济结构，与养老保障双重夹击下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 。

这样的现实意味着，即便现在印度人口暂时排名世界第一。

但人口结构的失衡与劳动力的枯竭，可能使这一地位变得脆弱甚至不可持续。

现实已提醒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人口第一能坐稳几天？ 不仅是数字的较量，更是结构性挑战的考验。

全球范围内，印度所体现的生育下降趋势并不是孤例，而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场“生育自由危机”。

联合国报告就曾明确指眀，核心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们无法实现自己生育愿望的“生殖权代理能力危机” 。

调查显示，经济压力是阻碍生育的最主要因素，39%受访者将其视为主要障碍，在韩国高达58% 。

另外，有约20%的人因为气候变化、国际动荡、流行病等全球忧虑，主动限制家庭规模。

这一趋势尤在年轻一代中显著 。

以韩国为例。

其TFR在2023年降至创纪录的0.72，到2024年虽略升至0.75，但依然在世界最低之列 。

即便政府自2005年施行《低生育率应对法》。

自2006年起启动四轮基本计划，推动婚育补贴、托育服务、陪产假制度化等措施，效果却依然有限 。

2024年出生人数虽然小幅上升，但死亡人数仍超出生，人口继续萎缩趋势难以逆转 。

整个OECD国家均在应对类似挑战。

多国现在面临人口走低、劳动力不足、养老金系统压力加剧的困境。

经济学界警示“人口减少是全球竞争力的病毒”，科技与创新虽能缓解部分影响，但无法替代年轻人口激发的活力 。

对于印度来说，这一全球趋势带来的尤其尖锐。

相比日韩这些已完成工业化、建立成熟社会福利系统的发达国家，印度的制造业、科技、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尚处于建设阶段。

若印度陷入“未富先老”，将更加难以应对养老负担、人均GDP拉大差距、社会不稳定和财政崩溃的压力 。

从人口第一的耀眼名号到如今生育率跌破更替线，印度的发展道路正走到一个临界点。

即便地域广袤、人口红利曾是国力优势，一旦生育动能崩塌，产业尚未成熟，未来将面临老龄化社会风险。

而全球生育意愿的低迷、经济与生态焦虑的叠加，更让这个转折成为共振。

印度是否能在尚未完成经济转型的情况下稳住“榜首”？

不只是数字的较量，更是结构的考验。

若政策无法从根本改善女性生殖选择权、家庭负担与制度公平，人口第一的位置无疑会坐得越来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