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你们是一家三口！”

这让无数国人揪心、胆寒、愤慨的一幕，便是出自最近颇受瞩目的电影《南京照相馆》。

大荧幕中，林毓琇和阿昌抱着摔死的婴儿，被强制露出笑容，来配合日军拍摄“日中亲善”的伪善照片。

而这撕裂人性的场景，正是侵华日军系统性伪造历史的缩影，这样的谎言，至今仍在延续，我们与日本人关于侵华战争的“真相斗争”也仍未结束！

无法掩盖的血债

关于《南京照相馆》的故事，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

其幸存者用生命留下了那罪恶的证据。

1937年12月，寒风裹挟着硝烟的气息，将六朝古都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中。

当日军刺刀挑开中华门最后一道防线，这座曾承载着千年文化的城市，瞬间沦为血肉屠场。

一场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无数军民在街头惨遭日军无差别杀害，数万军民的遗体被抛入长江。

江面漂浮的尸骸阻塞了航道，挹江门下的血洼凝结成暗红色冰晶，而这一切仅仅是炼狱的序幕。

日军士兵的皮靴踏碎青石板路上冻结的血痂，他们以“扫荡残敌”为名，将屠刀挥向每一条鲜活的生命。

从蜷缩在防空洞里的襁褓婴儿，到跪在教堂前祈祷的白发老妪。

美国记者德丁在发回《纽约时报》的电讯中颤栗地描述：“马路上的尸体堆积高达五英尺，我们不得不踩着这些尸体前行。”

在中山码头，五千余名放下武器的士兵与逃难市民被铁丝串联，日军机枪的咆哮声中，一排排人命被无情收割。

有人试图冲向日军的刺刀阵夺枪，嘶吼着“拼了！”冲向敌人，但下一秒呐喊就被弹雨淹没。

更令人发指的是乌龙山屠杀现场，当两万难民涌向机枪阵地时，日军竟将汽油倾泻在坡地，点燃的火焰形成一道死亡火墙，哀嚎声与皮肉焦糊的气味弥漫数里。

这些被精心设计的屠杀陷阱，暴露了日军指挥部“全员处决”密令的残忍本质。

而草鞋峡的寒夜见证着更为惨烈的反抗，被反绑双手的战俘用肩膀撞击持枪日军，尸体层叠成山，江水三日赤红不褪。

在秦淮河畔的民居里，丧尽天良的日军开始将魔爪伸向南京妇女群体。

德国外交官罗森在给柏林的密报中痛陈：“医院接收的幼女里，有一人被二十名士兵轮奸。”

日军士兵甚至强迫僧侣破戒，在佛殿香案前，刺刀抵住和尚的后颈逼其凌辱妇女，反抗者被当众阉割。

这种对精神信仰的践踏，让国际安全区委员麦卡勒姆在日记里悲鸣：“他们不仅屠杀生命，更在系统性摧毁一个民族的灵魂。”

而就在血腥屠杀发生的同时，日军随军摄影师却高举着相机，穿梭于尸山血海间，镜头刻意对准被迫微笑的幸存者。

正如《南京照相馆》中的场景，邮差阿昌怀抱被摔死的婴儿，被迫挤出“亲善”假笑。

日军在犯下累累血债后非但没有任何悔改之意，反倒千方百计隐瞒自己曾经的兽性。

直到今日，在日本社会层面越来越难找到关于日军大屠杀的描述。

他们在刻意掩盖真相，妄图将侵华战争的罪行永久的掩盖。

谎言帝国

日本当局对侵华战争罪行的系统性掩盖，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精密工程。

东京审判结束不久，当国际社会尚未从战争创伤中恢复时，日本政府便启动了庞大的历史篡改计划。

在防卫省地下档案库，泛黄的卷宗揭示触目惊心的操作：1946年至1952年间，超过75吨的军事文件被秘密焚毁，其中包含标注“不许可”字样的南京暴行照片底片。

这些影像本可成为东京审判的追加证据，却在盟军占领期结束前夜化为灰烬。

更隐秘的篡改发生在文化层面，文部科学省设立“历史教科书审定特别委员会”，将“侵略”替换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描述为“南京事件”，遇难人数被刻意模糊为“多数”。

另一边，从日本广大政客们的行径也能看出，日本人丝毫没有要承认罪行的意思。

每年靖国神社春祭时，内阁成员总要庄重打扮，穿过鸟居，在写有“殉国”的灯笼矩阵中对甲级战犯牌位躬身行礼。

而在同日的外交记者会上，发言人却将参拜解释为“对和平的祈愿”。

这种仪式化的矛盾在2012年达到顶峰，当日本首相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表达“反省”时，其内阁却批准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将战时档案解密期限延长至60年。

尤其讽刺的是，某些标榜“客观”的日本学者，通过欧美学术期刊推行修正主义理论。

东大教授田中正明在《历史春秋》发表的《南京事件虚构论》，竟将约翰·马吉拍摄的屠杀影像污蔑为“中国政府的舞台布置”，这种裹着学术糖衣的毒素，比粗暴否认更具迷惑性。

在日本，民间右翼势力的活动更显猖獗。

由退役军官组成的“历史真实研究会”，在洛杉矶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宣称“南京死亡人数不足万人”；“昭和史研究所”则向全球300所大学图书馆寄送《南京大屠杀的检证》纪录片，片中用CG技术“还原”所谓真相：日军刺刀挑起的不是婴儿而是布娃娃，长江浮尸被解释为“瘟疫死者”。

更隐蔽的操作，是通过文化输出稀释历史认知。

动漫《紫阳花之坡》将神风特攻队塑造成为爱牺牲的浪漫青年，手游《舰队Collection》把参与南京作战的“朝日丸”舰娘化。

这些软性叙事行为，正悄然培养着日本年轻群体的历史虚无主义。

日本篡改历史事实的野心，甚至伸向了国际领域。

日本外务省2016年“东亚和解基金”解密文件显示，其曾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捐赠270万美元，要求修改战争史课程大纲；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日本代表多次阻挠“慰安妇问题”列入议程，2018年更施压德克萨斯州教育局删除教科书中的“性奴隶”表述。

最具象征意义的博弈发生在海牙：当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日军生化战调查时，日本政府立即聘请曾为米洛舍维奇辩护的律师团队，以“超过追诉时效”为由阻挠程序。

然而，日军罪行的铁证终究无法湮灭。

在日本长崎核爆资料馆的角落，尘封着一件特殊展品：一个烧焦的莱卡相机残骸。

其主人山口诚曾是日军第16师团随军摄影师，他在自杀前寄出的日记揭露了惊人事实，部分标注“不许可”的照片被军官私藏带回日本。

这些影像虽多数毁于核爆火球，但残存胶卷显示：某张“中日亲善”摆拍照背面，竟用血写着“畜生死”三个汉字。

这类日本罪犯个体良知的觉醒，揭开了日本粉饰历史的罪恶事实。

而在中国，更加激烈且极其需要的“真相战争”始终在打响。

真相战争仍在继续

当南京城沦为人间炼狱时，照相馆的暗红灯房内，正悄然涌动着一场无声的抵抗。

15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颤抖着双手，将日军军官送来的胶卷浸入药水。

那些记录着砍头竞赛、江边屠杀的底片在溶液中逐渐显影，这个连字都认不全的少年，用刀片割开相册封面，画下两颗滴血的心脏和一把刺入的匕首，又在右上角狠狠刻下一个“耻”字。

这份被他藏进厕所墙洞的相册，最终戏剧性地落入青年吴旋手中。

整整六年，吴旋将相册裹进油纸，塞进毗卢寺佛像的腹腔深处。

1945年抗战胜利，他在呈交南京临时参议会的文书中写道：“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今奉上使残暴敌寇明正典刑”。

这本浸透勇气的“京字第一号证据”，在东京审判席上成为给战犯谷寿夫定罪的铁证，也昭示着中国人必将历史真相昭告天下的信念：只要罪证不灭，真相终有重见天日之时！

八十八年后，同样的抗争精神在电影银幕上重现。

电影《南京照相馆》里，邮差阿昌嘶吼着“雨花台、挹江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可你们糟蹋！”的呐喊，早已超越虚构角色的命运，成为整个民族不屈呐喊的象征。

电影中，日军“百人斩”竞赛合影、刽子手嘴角的狞笑、被迫拍摄“亲善全家福”的百姓眼中的死寂，都化作无需旁白的历史证词。

这场真相之战，从不局限于昏暗的暗房中。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19万件史料构筑起钢铁长城般的证据链。

罗瑾相册旁陈列着约翰·马吉秘密拍摄的胶片，国际安全区护士的日记，以及城墙砖上复刻的弹痕拓片。

捐赠侵华日军相册的美国典当商埃文·凯尔现身《南京照相馆》首映礼，称其是“跨越时空的历史存证”。

至此，历史记忆保卫战已演变为全球良知的共识。

而普通人的参与，更让这分抗争信念落地生根。

有少年在观影后撕碎珍藏的日漫卡片，有志愿者将影片中的“耻”字相册封面复刻成公共艺术装置，在社交媒体发起#底片不褪色#话题。

在这场永无止境的真相战争中，艺术的力量正在警醒着国人，铭记历史的痛楚。

影片中，林毓秀举枪决战犯时按下的快门，既是1937年罗瑾在暗房冲洗罪证的延续，也是今日观众举起手机记录历史的象征。

当数百万观影者走出影院，他们听到的不仅是邮差阿昌那句“我们都记得”的嘶吼，更是一种行动自觉。

在右翼分子篡改教科书的当下，在靖国神社香火未绝的今天，每个转发真相帖文的手指、每双凝视证据的眼睛，都是在冲刷新的历史底片。

那些被“不许可”印章封存的暴行照片，终将在代代相传的抗争中，曝晒于人类文明的审判台前。

胶片会泛黄，城墙弹孔会被风雨磨平，但民族的苦痛记忆不会磨灭，对真相的抗争与宣扬之信念永不会坍塌。

在电影《南京照相馆》片尾，当林毓秀举起相机对准枪决战犯的瞬间，快门声如子弹穿膛。

如今，南京城墙砖上复刻的弹痕仍在，它们和《南京照相馆》的镜头一起，成为钉死谎言的铁证。

只要有一个中国人记得，这场真相战争就永不言败。

正如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底片会褪色，但历史不会。

参考资料

张燕.历史不容抹杀史实不容歪曲[N].重庆日报,2025-08-04

刘康.战争与人类命运——南京大屠杀叙事[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